偷拍动机

刺激、牟利引发偷拍行为

■寻求刺激

今年8月，宋某在西单图书大厦用手机偷拍买书女孩们的裙底风光被抓获，宋某声称自己“工作压力比较大，心里空虚，一直想找点刺激”。寻求刺激成为偷拍者的一大动机，越来越多冠以“偷拍”字样、涉及个人隐私的图片传到网上后，吸引了同样寻求刺激的网民点击，甚至成为搜索热门。恶性循环使有偷拍行为的惯犯或登徒子越来越多。“手机可以使我们在毫不知情时被偷拍，无奈地成为网络走光事件的主角。”一位女网友如是说。

■敲诈勒索

以敲诈勒索、从中牟利为目的的偷拍会给当事人造成极大伤害。在日本娱乐圈2001年轰动一时的偷拍事件中，深田恭子、米仓凉子等众多一线女星在温泉被偷拍，事后这些录影带在书店中被公然贩卖；松岛菜菜子也曾被偷拍，而录影带没曝光据说是因为其经纪公司出钱购回；《壹本便利》因刊登了偷拍阿娇换衣曾一度令杂志脱销。手机拍照功能越来越强，用照相机、摄像机偷拍进行敲诈勒索、从中牟利的情况也普遍地发生在手机上。

■心理问题

就偷拍者的动机，北京某医院的心理医生周大夫告诉记者：“大致分为三类，勒索、心理变态或者是无目的只是好奇。如果以勒索为目的，那么偷拍和绑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，只是手段不同，至少从动机到行为能够找到解释的根据，不过是违反了被公认的道德标准。如果是心理变态，要看他的动机是否偏向于性，即借助某种非正当手段获得性满足，譬如像手机偷拍隐私部位。第三种的界定比较难，其实人人都有好奇心，尤其是年轻人，我的建议是通过正当的渠道获取相关知识，而不是通过偷拍解决，当然这牵扯到教育和社会问题。”

遭遇偷拍 百姓：自认倒霉、息事宁人

街头的随机采访显示，大多数女孩子表示，如果被偷拍只能自认倒霉，只有被勒索或照片曝光，才会考虑如何应对，但大多首选息事宁人，对簿公堂是最后的选择。当记者问隐私和权益哪个更重要时，大多数被采访者不置可否。

有网友在论坛留言说，当手机摄录功能出现后，意味着你我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偷拍的牺牲品，在很多公共场合的安全感大大降低。但换个角度想，变态的人总是少数，而且又觉得自己没什么见不得人的，也没做什么亏心事，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因此，抱着事不关己、高高挂起的心态。

明星：无可奈何、苦不堪言

对明星而言，手机偷拍更是让他们苦不堪言。正在拍摄《鹿鼎记》的刘孜和《武林外传》中郭芙蓉的扮演者姚晨都曾有面对手机镜头无奈的经历。“拍戏时常会有人围观，他们掏出手机就拍，根本不管你是在吃饭或是换衣服，即使助理去交涉，也没什么效果，因为手机拍摄太方便了。平时走在路上，如果有人认出你掏出手机就拍，我也很无奈，这种事情又不能报警，只好调头走掉，”刘孜无奈地说，“但我认为手机越来越先进并不是坏事，最根本的方法是出台相关制度来约束。”

姚晨认为，随时随地的手机拍摄让自己感觉没有安全感，“手机科技越来越发达是好事情，不过同时希望人的素质也能提高。吃饭走路的时候会有人突然掏出手机拍你，我觉得是一种个人骚扰，很不舒服，但很无奈，又不能指责别人，如果能够出台相关规定，这种很不舒服但又不能说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”。

专家观点

隐忍偷拍背后的法律缺失

■心理学家：个性差异决定应对方式

至于被偷拍者知情后的反应，周大夫认为可大致分两种：“要么是息事宁人，不愿意公开；要么是勇敢地报警将坏人绳之于法。从心理学角度分析，息事宁人者属于外部控制型的个性，她们感觉事件的结果主要由外部因素决定，并非靠自身力量能够左右；而勇敢报警者属于内部控制型的个性，她们自我控制感强，认为凭借自己的努力可以解决问题，因此她们的态度比较乐观、积极。”

■社会学家：想保护隐私也想偷窥隐私

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陆教授分析，“被偷拍对象愿意自食苦果，一是对此类事件的解决缺乏期望，二是跟中国人传统的处事方式有关，就像能不打官司就不打官司一样。”那么，这种息事宁人的态度是否助长了偷拍现象呢？陆教授并不认同，“不是这样的。关键还是要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，舆论的导向以及集体意识也需增强，否则靠个人单打独斗，成本太高而且效果也非常有限。”

另外，虽然偷拍为人们所不齿，但人们在害怕自己隐私被曝光的同时，又非常喜欢看别人尤其是名人的隐私。其实，人们对偷拍的心态是很矛盾的，这点可能也是大家不愿去追根究底的原因。